在今天下午的北京疫情防控发布会中，教委发言人宣布明天起所有幼儿园不提供托管服务；从周六开始，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暂停。

  1月11日，北京公布一名6岁男童被确诊新冠的消息，而他此前曾在另一确定诊出的病例家“小饭桌”托管。

  小饭桌这个概念主要在北方流行，但它本质上是为孩子提供做饭+监督写作业功能的托管班；

  而作为一个北方人我最惊讶的是，这个在记忆中几乎跟托儿所一样古老的概念，至今居然仍是解决很多家庭带孩子问题的重要方式。

  当年它对于90后来说，不过是一段有关“下课放学后开小灶”“跟同学嬉笑打闹”的童年回忆；

  直到自己也开始到了结婚生子做父母的年纪，小饭桌这三个字又有了更加残酷的意义。

  “那个阿姨做饭特别好吃，我每天中午吃完定量的四菜一汤之后，还会央求她再给我盛一大盘炒面，结果一学期长胖了15斤。”

  对于生活在北方城市的90后来说，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都伴随着小饭桌的饭菜和电视节目；

  中午跟要好的同学一起去校门口的奶奶家吃饭，放学后在门外的小桌上边写作业边等爸妈下班，是再常见不过的场景。

  而如今已经25岁的女白领贝贝，则至今还在对当年小饭桌阿姨熬的那碗绿豆汤念念不忘；

  甚至后来妈妈单位的午休时间延长，打算中午回来给她做饭，而她最终以“期末考试考双百”为条件，又多换取了一学期吃小饭桌的机会。

  然而正当编辑部里的北方人都开始集体陷入回忆时，坐在我对面的南方同事却一脸迷茫地发问：

  事实上，这个概念从90年代开始在北方城市里产生，当时主要是未解决双职工家庭子女的午饭问题。

  很多学校没有单独设立的食堂，家长花几块钱就能让孩子在学校附近的“小饭桌”吃上一个星期，省时又省力。

  只有爷爷奶奶家就在旁边的小朋友，才有回家吃午饭的条件。《东北一家人》剧照。

  与现在相比，这些家庭作坊式的“小食堂”在当时往往并没那么强的经营属性。

  作为“90年代北京中产家庭生活指南”的《我爱我家》中，有一集就曾探讨过小饭桌这个主题。

  居委会的于大妈在自己家里办了个小饭桌。后来于大妈生病了，老傅跟他的“死对头”老胡，还为了到底谁来接手这件事情争风吃醋了半天。

  为了在客厅里腾出富裕的空间，甚至把家里的沙发和床统统卖了废品，只是为了“找点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做”。

  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些电视剧单纯地将小饭桌呈现为社区内的福利，而忽视了其中的盈利性；

  根据某位93年出生的网友回忆，当时学校附近的小饭桌，要么住在附近退休大爷大妈的再就业项目，要么是学校里后勤部门员工的外快——

  因为没有合理的制度规范，无论是收费标准还是饭菜质量，往往都只能依靠人情和经营者的良心。

  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养娃焦虑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痛点，又或许是90后的童年滤镜。

  很多人从小住的是家属院，上的是子弟学校——邻居、同学、爸妈的同事，往往都是同一批人。

  在不少年轻人的相关记忆中，那个做饭的叔叔/阿姨/奶奶，都跟自己或者爸妈有点七扯八扯的关系。

  比如家就在学校旁边的潘潘，为了能去小饭桌“跟同学一起午休”，更是使尽了各种撒娇手段。

  说实在的，尽管理智告诉我这种“家庭作坊”不有几率会成为如今家长托管小孩的理想地点，但我始终难以摆脱对小饭桌的“温情”印象。

  只是在矛盾的情绪之外，也不得不让人怀疑，所谓温情或许确实是源于某种“小屁孩啥都不懂”的虚假滤镜。

  网友@素duangduang 回忆，小学时的班主任曾经禁止全班同学去离学校最近的小饭桌去吃饭，因为再过两条街，就是她家亲戚的生意。

  更让人不安的是，随着小饭桌越来越从“搭伙吃饭”走向盈利性质，无论是不正规的就餐环境，还是不专业的厨师，都越来越难以让家长们放心。

  因为这样一些问题，我曾经以为小饭桌会随着邻里关系的疏远和学校食堂的完善，成为时代的眼泪；

  只不过虽然还是是“做饭+照顾”的老套路，但其背后的需求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
  如果说大多数90后是被爸妈“放养”长大的，那么在经历了各种“鸡娃”“虐童”的社会事件洗礼后，如今的年轻家长们早已变成了吹毛求疵的“护娃机器”。

  更何况很多小饭桌本就缺少制度规范，而随着邻里交流慢慢的变少，原本靠熟人关系维系的“道德约束”也早已不复存在。

  然而尽管有千万个不放心、不靠谱，许多家长还是选了这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机构。

  所以你看，当慢慢的变多90后、95后们开始面对结婚生子，小饭桌也正在掀掉了那层看似温情的童年滤镜。

  曾经只是在那儿解决午饭，而轮到自己做父母了，要到至少7、8点才有空从小饭桌把孩子接回家。

  早在2013年左右，很多省市和区县都已经相继推进过小饭桌的登记备案工作。

  比如北京昌平区在2014年实施了“小饭桌”登记备案制度，由当地居委会负责对卫生和消防来管理监督；；

  然而但由于小饭桌通常都是开在难以监管居民楼中，没有资质的“黑饭桌”依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  2016年，保定市涞源县一家“小饭桌”发生亚硝酸盐中毒事件，所幸46名学生都没有生命危险；

  而根据当地有关部门的说法，这家小饭桌是在村委会备案过的，是妥妥的正规经营。

  如果说食物中毒是餐饮行业无法百分百避免的意外，那小饭桌与周围居民的矛盾则更是一个无解的问题。

  尽管物权法规定“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，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”；

  不需要小饭桌的住户没办法忍受垃圾和噪音，也不可能为陌生家长的育儿需求放弃自己的权利。

  然而家长们的需求也是实实在在的。“小孩下午3点放学，大人晚上9点下班”的困境，对于没有老人帮忙的双职工家庭来说，几乎是无解的难题。

  而更扎心的是，把孩子送到小饭桌而非专业托管机构的爸妈，多半是既没时间也没钱。

  在一二线城市中，最普通的机构托管班一个月收费往往也要超过1000元，大概能托管到7点多，晚饭费用另结；

  看起来不算贵的离谱，但问题就在于大多数机构托管都要搭配上课外辅导和兴趣班，加上学费轻轻松松好几千。

  尽管从2018年开始，很多学校为了应对家长接送难的问题，也开设了免费的校内托管班；

  但仅仅两个小时的托管时间，对于很多家长来说，实在跟没有区别不大——反正都是接不了。

  相比之下，主要负责提供晚饭的小饭桌就便宜很多。即使是在一线城市，只要是远离市中心，几乎350元就能搞定一个月。

  让孩子吃过饭后写写作业，对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家长来说，大概也是更可接受的选择。

  说到底，小饭桌这种非正式托管模式，一开始基于邻里关系而产生，早已经不适应大城市的环境；

  如今依然在“水土不服”中艰难行走，也不过是996打工人家长们最后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  毕竟当你在工作与一团糟的家庭生活中焦头烂额时，根本不会有其他人为之负责。

  赚钱费力、养娃操心——这是小饭桌点明的真相，也是成年人所面对的真实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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